心理学家巴里·施瓦茨（Barry Schwartz）的《选择的悖论》回答的问题很直接：为什么可选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人却没有变得更快乐。他的答案是，选项超过某个数量之后，每多一个都在抬高期望、制造后悔的素材，最终让人对自己选中的那一个也更不满意。出路同样直接——主动给决策做减法，在大多数事情上接受”够好就行”。
核心论点：选择过载，最大化者与满足者
标准的经济学直觉是选项越多越好，施瓦茨用一整本书说明这条曲线会在某个点掉头向下。从没有选择到有选择，得到的是自由；从六种到六十种，增加的主要是筛选的负担和”另一个会不会更好”的想象空间。这本书写于 2004 年，放在今天的电商页面和算法信息流面前，只显得更保守了。
书里最有生命力的一对概念是最大化者（maximizer）和满足者（satisficer），后一个词源自赫伯特·西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 satisficing。最大化者非要选到最好的那一个，于是不得不穷尽并比较所有选项；满足者心里有一条标准线，遇到够好的就停手。施瓦茨团队编了一套最大化倾向量表，得分高的人更容易后悔、更频繁地做社会比较，整体幸福感更低，与抑郁的相关也更强。而最大化者的客观结果往往并不差：他与同事追踪过一批应届毕业生求职，最大化倾向强的人拿到的起薪平均高出约两成，可他们对工作更不满意，求职过程中也更焦虑。选得更好，感觉更糟，书名里的悖论就在这里。
书中的关键实验
最出名的是果酱实验。希娜·艾扬格和马克·莱珀在一家食品超市摆试吃摊，一组摆出二十四种果酱，另一组只摆六种。大摊位吸引了更多顾客驻足，但真正掏钱购买的比例，六种那组接近三成，二十四种那组只有百分之三上下。选项一多，许多人的反应是干脆不选。
同样的模式出现在退休金计划里。艾扬格分析 401(k) 参与率时发现，公司提供的备选基金每多出十只，员工参与率就下降两个百分点左右——哪怕不参与等于白白放弃公司的配套缴款。
还有一个实验是关于退路的。哈佛一门摄影课让学生冲印两张作品、只能带走一张，一半人被告知选定后不能更换，另一半人可以在几天内反悔调换。结果留有退路的那组对自己手里那张明显更不满意：可逆的决定让人一直处在掂量之中，反而妨碍了接纳。
人是适应的动物：精心挑选为什么很快贬值
在我看来这还是一本写得不错的心理学书，它谈到人类强大的适应能力，也谈当前日益增多的选择带来的副作用，而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。心理学里著名的彩票研究（Brickman 等人，1978）发现，中了大奖的人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快乐水平与普通人相差无几；因事故致残的人，也远没有旁观者想象的那么痛苦。好运和厄运都会被习惯掉，这叫享乐适应。
放回选择的语境里，这个机制相当扎心。人需要掌控感，于是在选择上耗费大量时间，可精心选择之后的快速适应，让先前投入的时间精力大打折扣。花三个星期比价选出的手机，三个月后给你的愉悦，未必比随手买的那台多多少，差别只在你多搭进去的那三个星期。
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：
生活是如此的复杂，任何一个我们以为能够改变一切的决定，其实都渺小无比。我有一个因一事无成而倍感挫败的朋友，过去 30 年来，他每天都在后悔自己当初放弃了去常春藤盟校读书的机会。其实，就算他去了理想的大学，也有可能被汽车撞了，或者因为挂科而被开除，或者患上抑郁症，又或者是突然不喜欢那个地方了。
回过去读一所名校，改变不了一个人的性格特征，也解决不了他真正要面对的问题，他的工作和生活未必会因此有所不同。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：如果这位朋友能抛开那些后悔情绪，一定会过得更开心。后悔正是选择过载最持久的副产品，选项越多，”当初本可以”的素材就越多。
怎么用：给决策做减法
施瓦茨在书末给了一组建议，归结起来是把选择力当成一种需要预算的资源。真正值得穷举比较的场合极少——职业方向、重大医疗决定这类，认真当一回最大化者；其余的日常消费，事先定一条够用的标准，达标就出手，买完不再回头比价。他也建议把决定尽量当成不可逆的，摄影课实验已经演示过，关掉退路反而更容易对手里的东西满意。至于适应，与其对抗不如预期它：知道新鲜感必然消退，就不会把太多幸福押在”选对”这件事上。
从这个框架看，今天的算法信息流几乎是选择过载的极限形态——选项无穷无尽，系统还在不断暗示下一条更好。这个话题我在《为什么我删掉了抖音》里单独写过。
所以我读完的态度，大致就是给决策做减法：减少花在选择上的时间，把省下的精力交给已经选定的东西；至于那些根本无法选择的时刻，不妨当作一种解脱来拥抱。这也是一种可有的人生态度。
发表回复